赵纫兰（1884年1月21日-1933年5月28日），李大钊妻子，一位有高尚道德和伟大品行的女性，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，中共河北省委于1936年6月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1884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一个富户人家，与李大钊是青梅竹马。嫁到李家后，她便一力承担起侍奉老人、料理家务和照顾丈夫并激励他发奋读书的重担。赵纫兰做的，是当时很多“有识之士”都难以做到的——全力支持李大钊报考新式学堂，甚至留洋日本的决定。在李大钊读中学时，曾萌生过退学做工养家的念头，但是坚韧而又有远见的赵纫兰硬是“逼”着他返回永平府中学堂继续读书，也正是在那里，李大钊渐渐明确了救国之志。

1907年，李大钊决定赴天津报考采取更加专业新式教育的北洋法政学堂。赵纫兰选择全力支持，决心即便靠典当挪借也要扶持李大钊求学到底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极具远见的先锋态度，而李大钊也对此一生感怀在心。

关于赵纫兰的无私，还有一个著名故事。大家都知道，李大钊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，在当时，北京的小学教师月收入不到二十元，包月的黄包车夫每个月只开五到八元，而作为高校职工，李大钊刚到任的时候月工资是一百二十元，后来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，工资又有所增加，月收入在二百元左右。以当时的物价水平，他的月薪能够买下四千四百斤上好面粉，就算下馆子，到北京前门饭店吃他们的名菜“红烧翅根”，也可以点上一千二百份，是一家人一天三顿都吃不完的份量。

可是，操持家务的赵纫兰却时常感到窘迫。因为，当时的李大钊已经在积极筹备建党事务，每月会从自己收入中拿出80元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，与此同时，他还常常接济生活困难的学生和工友，甚至预支工资借给别人。对此，赵纫兰没有任何怨言，她处处从简，用过农村日子的办法在北京这座城市里生活，因为舍不得用油，连家常的葱油饼都很少做，常常是直接用饼卷着大葱来吃，而即使这样，一家人也只能饥一顿饱一顿。

除了毫无怨言地让丈夫将家用拿去支持党组织活动，赵纫兰还是李大钊革命事业上的重要帮手。每当李大钊在家里与同志们谈论事情时，她就承担起在门外站岗放哨的职责，有时还会帮忙传送情报，在李大钊几次被通缉时，常常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其行踪，即使受到威逼利诱，她也从未透露过半句党和李大钊同志的秘密。

李大钊就义后，家里连下葬的钱都没有，直到6年后才以公葬的方式筹集到钱入土为安。甚至在处理丈夫后事时，她都坚决服从党组织安排。当时中共地下秘密组织出于对形势的判断与她商议，想将葬礼变成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，她对此毫不迟疑：“李先生是属于党的，他是为革命而死的，党组织怎样指示，就怎样办吧！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尽力去做。”

赵韧兰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让她被追认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，她在后人的记忆中，也不该只是“李赵氏”，不会只是“李夫人”。“赵纫兰同志”，才是对这位杰出女性最确切的称呼；革命者，才是定义这位杰出女性所做贡献的最恰当职业。

中国共产党党员，是赵纫兰应得的光荣称号，也是对她一生的最高评价。她是李大钊的结发妻子，是李大钊求学、从事革命活动的贤内助。在其默默无闻的一生中，她为声名显赫、壮烈刚直的丈夫作了很多牺牲。她质朴厚道，深明大义，为洒血捐躯、舍身取义的革命先驱分担了不少苦累忧愁，献出了不少深沉、伟大的爱。她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革命女性，是中华民族贤妻良母的杰出楷模，是与李大钊一样值得后来者永远怀念的华夏儿女。

赵纫兰逝世时，已经49周岁了。如今，她在香山之麓的万安公墓，已陪伴引得中华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忠魂铁血长眠地下有70多年了。她还像当初一样，依然“俏也不争春”，“纫秋兰以为佩”。今后，我们在过端午节祭奠我们民族的英灵、伟大的诗人屈原时，切莫忘了送一束鲜花给她，一个用屈原的诗句命名的共产党员——伟大的妻子、杰出的母亲、革命的芳魂——赵纫兰！

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，安葬着革命先驱李大钊的灵柩，陪伴李大钊长眠地下的是他的夫人赵纫兰。李大钊烈士陵园于1983年在万安公墓的园林中修建时，赵纫兰的灵柩随同李大钊的灵柩迁葬至陵园单辟的墓地上，墓碑上的镌字由原来的“李夫人墓”改刻成“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”。“赵纫兰同志”，是对这位伴“忠魂铁血”（何香凝题词）长眠香山的杰出女性最确切的称呼。